刘勰《文心雕龙》的理论贡献



刘勰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他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传之不朽的理论名著，迄今还有着现实意义。这部巨著是中国古代美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文心雕龙》衡量唐、虞、夏、商、周、汉、魏、晋、刘宋、萧齐十代之作。作者指出：“论文叙笔，则围别区分，“剖情析采，笼圈条贯”，这说明它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述。刘勰以后，历代学者论文、论诗之作，浩如烟海，其中名世之作，也屈指难数。如钟嵘的《诗品》，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更是名世之作的佼佼者。当然，后世之著作，从其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来说，有的是超越了刘勰，但从著作的整体构思，包容巨细，条分缕析，特别从美学范畴和理论概念的创制上，却还没有一部书能超越过《文心雕龙》。




刘勰，字彦和，山东苔县人，永嘉之乱，祖先南奔渡江，从此世居镇江。其生卒年不详，据今人考证，约生于刘宋秦始二、三年(466—467年)间，卒于梁大同四年或五年(538—539年)间。《文心雕龙》约成书于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年)间。



《文心雕龙》共l0卷，56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是全书之纲领，而其理论核心则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要求一切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和评价。其中“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为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也是精华之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原则，共50篇。



《文心雕龙》在论述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创作心理时，抛弃了经学家的抽象说教，表现了朴素的进化的文学发展史观。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美学特点和规律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精湛透辟的见解，颇富独创性。因此它在户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关于《文心雕龙》的文学史观，刘氏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与制约，所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语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文学史观把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刘勰十分强调文学创作上的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他要求一个富于创造性作家必须有一种创新的魂魄，即所谓“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只有“变”才有文学的不断发展。同时他又强调任何“变”或创新都离不开“通”，即继承。只有将“通”与“变”、“因”与“革”辩证地统一，文学创作才有可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从而获得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刘勰在他的著作中一开头便说：“日月垒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说，它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而它的文学史观正是建立在这样理论认识的基础之上的。



《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美学个性最突出的是他的创作论。创作论对构思、风格、继承与革新、内容和形式、篇章结构、声律和修辞等都作了全面的探讨。他的创作论，在“序志”中称“剖情析采”，包括“离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首先，在构思上，他提出了“神与物游”，说明了精神活动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其次，在风格上，他探索了风格的形成由于才气、学习，虽然看重先天的才气，但对于后天的学习也极看重，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就高出于天才决定论。他又说明作家个性和风格的关系，提出作家的个人风格，在情理和文辞上的美学要求，那就是“风骨”。风骨的提出，使得好的风格得到保障，使作品声情并茂，文采鲜明。再有，在内容和形式上，他强调情理为主，形式为次，赞美“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还有，在声律和修辞上，他提出要注意声响的调协，到唐代，平仄调协问题的解决，格律诗的形成，说明刘氏的远见。他的创作论，从以上各点来说都是前无古人的。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在继承先秦、两汉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文体理论、批评理论、创作理论和美学理论，它的理论贡献是不朽的。



另外，《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处于显要地位。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出版了《文心雕龙》的译著。外国理论界一致认为《文心雕龙》是六世纪初古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杰出代表，在整个中世纪是无与伦比的、可以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煌煌巨著。